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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经》的色彩研究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先秦时代称为“诗”或“诗三百”，孔子加以了整理。汉武帝采纳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建议，尊“诗”为经典，定名为《诗经》。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《诗经》的色彩研究，仅供参考，欢迎大家阅读。
《诗经》涉及的色彩种类繁多，异彩纷呈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?
《诗经》中色彩众多，如描述红色的词有“赤”、“赪”、“赫”、“赭”、“炜”、“璊”、“朱”、“丹”等，这些色彩因为程度深浅而被区分开来，也有因附着物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名称，同是白色，“素”、“缟”多用于指丝帛服饰，“皦”、“皎”用于描述日月之光，“瑳”、“皙”多指容貌。色彩分类如此详尽，丰富了古代色彩词汇，也体现了《诗经》时代的人们对色彩关注的认真态度。
一、《诗经》色彩话语揭示出对美的认同和自觉追求
作为农业文明古国，自然地理环境为先民们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和审美观照对象，当他们向周围伸出触角，去感知，去体验自然环境的同时，不同的自然环境又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方式给予主体心灵新的刺激，从而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。可以说，对美的自为自在的追求，自古至今，从不间断。
(1)用色彩渲染人物的容貌仪止
自然界的生命才是美的。自然美是客观存在的，它需要一双美的眼睛去发现它，《诗经》时代的人们，开始意识到了这种美，并运用想象、联想等思维特征，使客体与主体相融合，对美的认识做了很好的把握。《周南.桃夭》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“灼灼”：花鲜艳盛开的样子，“华”同“花”。这是一首新婚祝贺诗，诗人看到春天柔嫩繁盛的桃枝和鲜艳怒放的桃花，联想到新娘的年青貌美。这种美是炽热的，奔放的，诗人以鲜红夺目的色彩形式的描摹，给人醒目的感觉，印象深刻，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中说：“桃花色最艳，故以取喻女子，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。”后世作品中出现的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，人花互相映衬，人更添一份别样的姿色。宗白华说：“在美学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，中国重形象，西方重理性。”但《诗经》对物象的选择，不是简单的堆彻和罗列，也不是对这些物象的名称和性能作简单介绍，而是在筛选过程中，运用想象，象征，比喻等思维方式对物象特征进行的一次对照和黏合，是诗人为了情感表达，寄托情思有意识进行的选择。
(2)植物染料凸显审美情趣
孙作云先生统计，《诗经》中的植物染料有三种：一，菉草，通做“绿”，可以染绿;二，蓝草，即靛草，可以染青(蓝青色);三，茹藘，即茜草，可以染红。《小雅.采绿》：“终朝采蓝，不盈一襜。”《郑笺》：“蓝，染草也。”《毛诗正义》：“以蓝可以染青，故《淮南子》云：青出于蓝。”“终朝采绿，不盈一匊。”绿，即菉也。程俊英《诗经译注》：“绿，草名，即荩草，可以染黄。”《说文》云：“‘戾’，草也，可以染留黄。”“菉”一音“戾”，“留黄”即“绿”。朱熹《诗集传》：“绿，王刍也。”明方以智《通雅》云：“古者供草入染人(官名)，故谓之‘王刍’。”《郑风.东门之墠》：“东门之墠，茹藘在阪。”《毛传》：“茹藘，茅蒐也。”马瑞辰《诗经传笺通释》：“茹藘，染草也。”《说文》：“茅蒐，茹藘。人血所生，可以染绛。”程俊英《诗经通释》：“茹藘，茜草。其根可作红色染料。”《郑风.出其东门》：“缟衣茹藘，聊可与娱。”《毛传》：“茹藘之染女服也。”《郑笺》：“茅蒐染巾也。”白色的衣服，配上鲜红的头巾，光彩夺目，十分好看。植物染料改变了单一的服饰色彩，由一种或几种颜色调和成更为复杂的颜色，获得了视觉美感，提高了审美情趣。
二、《诗经》色彩话语体现了生存环境的优美适宜
《诗经》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，物质上，包括人自身及人所需要的一切，都是自然赐予的，人依存于自然。精神上，甚至人的一切艺术活动，也都依赖于自然。《卫风.淇奥》：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。”“瞻彼淇奥，绿竹青青。”“瞻彼淇奥，绿竹如箕。”陆机《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》：“淇，水名。”“奥”：澳或隩的借字，水岸深曲处。“猗猗”，美盛的样子。河岸曲折之处淇水流过，青青绿竹迎风婀娜，营造出静谧幽清的境界，诗句不加点缀，而以自然描摹，从远及近，有动有静，一副惬意之景映入眼帘。
三、《诗经》色彩话语折射下的礼仪、典章制度
(1)白茅作为祭品的衬垫物
茅，又称白茅、茅草、茅菅等。茅草有韧性，可苫屋、搓绳。茅针、茅叶和白色地下根茎可供药用。初生的茅根，洁净白嫩，祭祀便取其洁白柔顺之意。茅在古代祭祀中主要用作祭品的衬垫物，以凸显其圣洁庄重的氛围。《召南.野有死麕》：“野有死麕，白茅包之。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。”古时，狩猎是男子事，采集是女子事，这首诗描绘的是“吉士”把猎物赠给心上人的情形。而麕为何以白茅包之?李湘在《诗经名物意象探析》中说：“凡在各种重要的盛典、祭祀、进贡等场合，或即使个人方面的一些活动中，必以白茅为铺垫为包束，才足以表示最大的尊敬、最高的虔诚和获得吉祥平安的信念。”因此，白茅成了“隆重、信诚、尊敬的重要表征和平安吉祥的象征”了。
(2)从服饰色彩看周朝礼制
人的衣生活是社会制度的附属品，服饰文化体现着社会制度。《诗经》所蕴含的服饰文化丰富多彩，不同等级的周人所用服饰各不相同，同一等级之人不同场合所用服饰也千差万别。阎步克说：“中国的服饰文化不仅高度细密，还是高度‘数字化’的。它充分运用数列手段，对服饰要素——如尺寸、质料、色泽、图样、饰物等——做等级安排。”
《召南·羔羊》：“羔羊之皮，素丝五坨。”朱熹《诗集传》：“皮，所以为裘，大夫燕居之服。”这是一位身穿羔羊皮袍，并以白丝饰之的大夫形象。《郑风.羔裘》：“羔裘豹饰，孔武有力。”《管子·揆度》：“卿大夫豹饰。”《诗集传》：“礼，君用纯物，臣下之，故羔裘而以豹皮为饰也。豹甚武而有力，故服其所饰之裘者如之。”《秦风2终南》：“君子至止，锦衣狐裘。”五彩斑斓的锦服配以狐裘，诸侯像也。“君子至止，黻衣绣裳。”《周礼·考工记·画缋之事》谈到：“青与赤谓之文，赤与白谓之章，白与黑谓之黼，黑与青谓之黻，五采备谓之绣。”贵族公子服裘，皮，丝等，并且色彩明艳、端庄华丽，而贫贱之人黼葛，褐，枲麻等粗布衣服，色彩灰暗。《豳风·七月》：“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?”劳动者连抵御寒冬的粗布衣服都没有，还要“载玄载黄，我朱孔阳。为公子裳。”阶级对比鲜明，令人哀伤。
《周礼》详细记载了掌管服饰制作的官职，有司裘，掌皮，典妇功，典丝，典枲，内司服，缝人，染人等，分工明确，制作精细。天子，诸侯，大夫，士，平民等服饰等级制度森严，如若错穿，即有僭越违理之嫌。《唐风·扬之水》：“扬之水，白石凿凿。素衣朱襮，从子于沃。既见君子，云何不乐。”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：“素衣，谓中衣也。……礼唯诸侯中衣则然，大夫用之则为僭。”襮也是诸侯的服饰，潘父是大夫，他却穿起诸侯的衣服，可见潘父已经僭越礼制，企图作乱了。
《诗经》的简介
《诗经》现存诗歌305篇，包括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共500余年的民歌和朝庙乐章，分为风、雅、颂三章。
“风”包括周南、召南、邶、鄘、卫、王、郑、齐、魏、唐、秦、陈、桧、曹、豳十五国风，大部分为东周时期的作品，小部分作于西周后期，以民歌为主。（邶：周代诸侯国名，在今河南省。鄘：后来并入卫国，故城在今河南省汲县东北。卫：诸侯国名，在今河南省北部、河北省南部一带。王：周平王东迁后的国都地区，在今河南洛阳一带。郑：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。齐：今山东省大部分地区。魏：古魏国在今山西省芮城县东北。唐：晋的前身，在今山西省。秦：在今陕西省境内。陈：在今河南省淮阳、柘城以及安徽省毫县一带。桧：桧国后为郑国所灭，二国领土相当于今河南省郑州、新镇、荥阳、密县一带。曹：在今山东省曹县、荷泽、定陶一带。豳：也作邠，在今陕西郴县、旬邑县一带。）
“雅”包括大雅和小雅，共105篇，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——王畿地区的作品，均为周代朝廷乐歌，多歌颂朝廷官吏。
“颂”包括周颂、鲁颂和商颂，共40篇。其中周颂为西周王朝前期的作品，均为西周统治者用于祭祀的乐歌，内容多歌颂周代贵族统治者及先公先王，共31篇；鲁颂为公元前7世纪鲁国的作品，歌颂鲁国国君鲁僖公，共4篇；商颂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宋国的作品，共5篇。
“国风”是《诗经》中的精华，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。“国风”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，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，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、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，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。在《七月》中，我们看到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，在《伐檀》中更感悟了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，愤懑的奴隶已经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、吸血鬼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指问：“不稼不穑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不守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獾兮？”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，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。在这方面，《硕鼠》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。“国风”中有一些反映兵役、徭役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思妇的诗，如《殷其雷》、《伯兮》、《君子于役》等就是这一类诗篇的代表作。“国风”中还有数量不少的爱情诗。反映不合理的婚姻给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，表达青年男女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追求，是这类爱情诗的重要主题。《氓》、《谷风》等篇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生活画面。而《柏舟》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抗意识。基调健康、乐观的恋歌（如《静女》、《木瓜》等），更给爱情诗增添了一种和谐、喜悦的情愫。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。
“国风”中还有不少民歌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，予以有力的讽刺和鞭笞，如《新台》、《南山》、《株林》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。
以简朴的语言描摹事物，以朴素的生活画现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，在“国风”中有很好的体现，并且成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。在形象塑造上，“国风”也具有现实主义艺术特色。作者们能通过抒情主人公的内心倾诉，表现他们的欢乐与悲哀，刻画主人公的行动及其性格特征。“国风”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一句，隔句用韵，但也不是千篇一律。它常冲破四言的规定，而杂用二言、三言、五言、七言或八言的句子，如《伐檀》就是一首杂言诗。这些随着情感的波动而富于变化的诗句，读起来节奏分明，极富音乐性，“国风”的语言准确、优美，富于形象性。精确恰当地使用双声、叠韵、叠字，更增加了艺术魅力。赋、比、兴的艺术手法为“国风”大大增强了表现力。
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。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无法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的“国风”相比，但由于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，因此，也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。
《诗经》是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，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，它所表现的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。《诗经》作为一部经典著作，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，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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